会背景的新式医生，虽“高谈时政，放言无忌”，但在时人看来，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与张狂而已。[34]在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眼里，孙中山只不过是一名职业人士，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35]但是，举事的确切消息为清政府所获悉那一刻，青年孙中山的外在形象便发生了突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反叛者。朝廷发布谕令，务必将孙中山等“首犯”迅速捕获；广东当局将孙中山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36]并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37]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必欲将孙中山逮捕而后快，最终导致了“伦敦蒙难”事件，反而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声名超越了广东、中国，走向了世界。[38]
如果说清政府的努力抬升了孙中山的反叛者形象，那么，香港和外国舆论的反应，则开始将其反叛行为与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时代潮流结合起来，从而，一个革命者的新形象呼之欲出。
在举事的筹备阶段，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就多次发表文章，将这次举事与传统的造反区别开来，并将它与新的潮流连在一起。例如，1895年3月12日，该报的社论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3月16日，该报又载文称这次举事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连一直小心翼翼、对于这次举事持保守态度的英国外交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有同这个流产了的革命有联系的人，都是同西方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进步思想的人。”[39]
这一新形象的塑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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