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大有疑问。且不说在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募集3000敢死队员是否可能，即使募齐了3000死士，他们多是会党成员，那么，是否能够有效地将他们组织起来？就算能够的话，又是否能够顺利地从香港进入广州？这些问题都缺乏细致的考虑。事实上，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只募集到了400人，他们刚从香港出发不久，消息便由港英当局告知了广州清政府。[32]因此，这个方案表面上看很完美，实则臆度多于筹划，只是纸上谈兵。事后反思这次举事，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谋未臧，势偶不利。”[33]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于整体形势的把握，其中实已掺杂了情绪化的因素。如果仅就认知层面而论，对于一位青年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然而，在考虑具体的行动时，对于局面的把握，当然应该力求准确、踏实，对于方案的设计，更应该力求细致。情绪化的乐观和冲动，将导致粗疏、大意和主观臆断，与革命的谋略背道而驰。
四、想像让于行动：乙未举事与孙中山的身份转变
以上分析表明，乙未举事与其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民主革命的操演，还不如说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内部的革命。它虽然显示了行动的努力，但更多地体现了青年孙中山等人并不周详的主观设计。它主要还停留在想像的层次上，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便匆匆收束了。
但是，这次想像大于行动的举事，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巨大转变，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
某种身份的转换，不仅取决于当事者本人的主观选择、定位和认同，还受制于他人的辨认、判断和认可。对于孙中山的身份转换来说，起重要作用的，便是清政府的态度和境外舆论。此前，孙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着海外联系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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