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提到的康有为致柏原书简撰写后的第24日，向近卫转述这项颇具震惊消息的柏原，于此刻肯定已经接到了那封书简，而其中并没有把暗杀事件与刘学询联系起来的迹象。此外，宫崎等受到流放处分离开新加坡后18日，新加坡政厅审问的消息或许通过某种途径被传播出去，但宫崎所记载的审问记录却提到了“守旧派的委托”的有无。尽管如此，有关孙文派接受刘学询巨款试图暗杀康有为事件的风闻仅经过了20天的时间便从当事者传到了距离遥远的东京的相关人士那里。有关事件的传闻若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也并无所谓，但其中将新加坡事件与刘学询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显而易见的。（注：顺便提一句，内田怀疑康有为知晓宫崎等有暗杀计划是从“李鸿章侧内通于康”获得的（《硬石五十年谱》，第73页）。将理由解释为离间孙康两派的策略，虽说有向自己构想方向误导的嫌疑，但其对疑惑的敏感程度却是值得注意的。）
五
在上述新加坡事件发生的1年前左右，也曾围绕孙中山与刘学询发生过一件令人感到蹊跷的事件。此事件的舞台背景是东京。1899年7月10日，刘学询作为西太后、光绪帝的特使来到东京。副使为庆宽，一行共7人。从表面上看，此使节团的目的是“商务考察”，但内部的使命则据说是奉了西太后的密旨意图在“清日同盟”。（注：就刘学询来日的研究，以孔祥吉的《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最为详尽。我基本上依据于此，但就刘与孙一定进行过有关捕杀梁启超、王照之可能性的讨论一点所作的判断（第179页），我不能同意。此外，就“中日结盟”必须注意的是，“中日结盟”过程中向日本方面要求认同引渡康梁的意图。）8月31日离京，因此一共滞留了5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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