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大一统格局瓦解前后中国人的整体意识大损，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但除了边缘的非汉族聚居区如蒙古等地希望完全脱离中国以外，内地各省之“独立”则并无摆脱中国之意，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大致从西周起，“统一”就成为全国性政权合法性（合天命、正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应不应该统一、而是应由谁来统一的问题。换言之，这里“没有认同危机，而只有权威危机。”[36]本来意义之独立是为了彻底脱离，而辛亥各省之“独立”如同以往的诸侯反叛一样，“主要考虑的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代表他们所了解的‘合法’或‘正统’两个观念”[37]。所以，这种“独立”实际上是一统理念涵盖下的分立。这与西方之独立精神主导下的联合，恰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除了旧的历史周期的主导作用之外，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新的因素也已出现。辛亥革命区别于旧式改朝换代“革命”的主要一点就是，它虽然仍旧重视由“谁”统一的问题，但同时也强调“怎样”统一（武力的还是和平的？兼并的还是联合的？）、以什么形式维持统一（帝制还是共和？专制还是民权？）的问题。这些又都集中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坚决反对上，其结果就是对皇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式统一的置疑或否定。因此，如果实现新模式的条件不够的话，其当然的选择就是宁可（至少在实践层面）搁置统一问题，留待将来，先割据求自存自立（进而有可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验新的政制）；相反地，如果以统一为第一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会不惜、甚至乐得以旧模式谋求统一，这样就必然会重演武力兼并、专制统治的旧戏。 

虽然“独立”之目的多为“统一”，但分裂之大势却是已成之事实。此时唯一能立足的办法，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类似的：那就是首先成为割据者，自生自立自强，以待天时。自上世纪之维新运动始，就有先求一省自立，再求整体恢复之设想。辛亥前后的风云人物继承了这些思想[38]。先割据，次联合，再建国——这正是新整合的一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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