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此际非“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豪杰“先取天下而靡烂之者”可比,必先“开府于粤”,从容处理内外事务,然后可以大有为也[33]。可惜孙、黄等昧于大势,少知彼己,固难出实现新整合必需之长远良策。欲速则不达。当屡挫后孙不得不再回广东谋重新起步时,以往那种好形势却早已不复存在了。
独立各省的立宪派与地方实力派,其省区主义带有明显的省际权力斗争色彩。当时,湖北与江浙两集团正你来我往,争夺对(已独立区域)新政府的主导控制权。江浙集团摄于湖北首义之地位,急需借用革命党方面可以压倒黎的人物来支撑门面。起初他们想利用兵败转至下游的黄兴,但黄对此并不热衷,把江浙方面私封之“大元帅”位推还给黎[34]。本来,江浙立宪派就以为“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故应“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35];而孙之北上,正好救了江浙派的急。结果,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原来还勉强保持着的长江中、下游两大集团间的平衡。进而,湖北集团(包括其中的原革命党部分人)在组织临时政府的后期还遭同盟会和江浙集团的疏远、排斥,所以积怨甚深,埋下了本来就倾向于袁世凯的他们后来完全站到袁一边的伏笔,南方两个最主要的反清集团的联合阵线也终于走上了瓦解之路。
五、两种统一模式与传统政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早已残破不全的大一统皇朝终于彻底瓦解了。此时中国的重新整合,如果还是在中国历史周期的作用下按老的套路进行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推迟到几百年以后,实际上这就是听任中国在列强瓜分等灾难中沉沦。退一步说,即使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幸免于难,按照传统的武力兼并方式部分的或整个的“统一”了的中国,那就将照旧处于非近代性的专制集权统治之下,到全面现代化又不知要被推迟多少年。因此,如果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新的整合,就必要摒弃传统的套路而采用学自西方的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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