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省域色彩。以黄兴为首的援鄂同盟会要人，多为湘人。如果顺应省区主义的潮流，推行各成员以原籍为基本活动地的战略，他们应早已在湘，至少武昌起义爆发后，也应先赴湘的；而且实际上除了黄兴外，其他在场的同志都更看重怎样迅速地在湖南“形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根据地”。可惜他们的行动太迟了：派出的援军不及赶到，脆弱的湖南革命党政权已被颠覆[29]。黄兴则迫于鄂人之势力而屈居于黎之下，替人打头阵，最后兵败落荒而走[30]。当然，黄之直接败因还在鄂人并不全力与第一线的湘军配合作战。（其背景是湘人为主的文学社和鄂人为主的共进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黄等湘籍革命党人的两头落空，恰恰说明了在普遍的、浓厚的省区主义氛围中，此际应首先把本省的事情办好，在本省能够站住脚，进可攻、退可守，然后才谈得上赴援他省（这本是在各省独立、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的行动）。民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孙中山返华抵港后，不听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留粤整军，以长江各省为战略掩护，养成实力，然后北上击破袁集团之切实明智的劝谏[31]；以羞于返乡养兵，不必以武力争天下，当下要务是解决无政府状态、清、袁不足为虑等为由，拒绝了胡等人的献策[32]。如前所言，同盟会领袖对清末分裂大势、清后瓦解之局本乏先见，故其战略始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成功，而对在省区主义潮流中、以本省为基本单位割据立足再谋发展之客观要求、则几近盲目，故孙不留粤而北上与黄不赴湘而守鄂，同为弃根本而谋枝叶也。 

客观上武昌起义不过是揭开了各省公开自立的序幕，使清末之省区主义浮上了台面。如果同盟会的领袖们留粤、湘建立根据地并密切配合，则与湖北、江浙可成鼎立之势，与西南、西北独立区域可互相呼应，就足以遏制袁集团；进可援友军、扫北庭，退可固守根据地、立于不败，前景能不看好？况且此前同盟会在国内并无可靠实力基础，而“乱世务边”又是新起弱者之正道：蔡锷不留京而于边省成其大事，吴禄贞离鄂赴京畿而轻败于北军，即其前例。早在1900年梁启超筹划勤王起义时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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