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约而同的筹划或做法，一则反映了清末省级势力在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则也表明了各种反抗势力依据这一基本态势首先夺省独立战略的一致性。 

就前者而言，清末半地方分权的督抚体制是维系清廷不倒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清廷借立宪之名欲恢复完全之中央集权，打击、疏离了大多数督抚势力；旧省权的被削弱，使得新兴势力有机会起而填补其权力真空。因而清廷之亡，不在督抚权大，而恰在督抚权小[26]。另外，清廷也没有足够均衡地配置直隶与各省的军力（其中当然也有其不得己的成分），致使近畿之北洋新军的质、数远超过其它各省。北洋军已不是一般的督抚势力，而是掌握着强大军力、其首脑身兼中央与直隶要职的头号军政集团；如此就在全局的外重内轻之际、又形成了军事上的内重外轻。（袁的暂时下野并未改变这种态势。）结果天下有变时，督抚们既无力有效出击以平定外省起义之乱，清廷又无能有效防范以消弭肘腋权臣之叛。外省独立，尚限于割据；袁氏逼宫，一旦授首[27]。 

就后者来说，借用旧朝的省级首脑，就可以使自己的起义立即具备*上足够高的地位（层次）。像比武昌起义更早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县级起义那样的省级以下造反，因为迟迟不能上升到省级，也就形不成独竖一帜、激荡天下之强势。同盟会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同样如此。但革命首先在一省得手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要取决于有无各省之响应，从而迅速形成清廷无法逆转的瓦解之局。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就在于它能足够迅速地（相对于清廷出动的打击力）发展为以省会为中心的各省起义，进而在省级层面夺取政权，在联省层面联合组织政府。为达此结果，借用黎元洪之类人物，以及转用既有之各省谘议局，都是因势利导的有效作法。 

以上这种局面的形成，其感情与思想背景却是清末日益强化的“省区主义（provincialism）”[28]。对此的自觉意识，革命党特别是同盟会领导层比起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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