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组建中国同盟会时，他又对各股革命力量“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因而有可能演成秦末、元末那样的混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相比之下甚至列强之瓜分的危险也退为次要的了[7]。以同盟会实现革命力量的整合，从而预备革命后之国家整合，看来正是孙组建同盟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年，他又公开表达了这些基本看法。他说：要是还像以往那样各路英雄“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的话，“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因此“建国民政府”以统合，就“是我们革命的时候的万不可少的。”[8] 

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孙关注的主要方面依然如故：如何使“各省同心同德”，以便迅速恢复统一[9]。他在回国前反复宣扬实行联邦制对建立新国家的关键性意义[10]；回国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留粤之劝而执意北上（详论见后文），也还是出于“专为联合各省回复秩序”之念[11]。再到后来北伐夭折，拱手让位于袁氏，其第一考虑仍然是迅速恢复统一：既然自己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有能力的人去办好了。 

但是，孙的这一切良好愿望和悉心规划，不久之后就都统统破灭了。从大的方面考量，对孙来说，其问题出在两大关键性的问题上：一是对统分大势的错误判断，二是其工具性的且不彻底的联邦主义已开始转向中央集权主义。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自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实际上已进入新的分裂时期。清朝形式上的继续存在与东周、东汉末及唐末曾出现过的情况类似，“统一”已只剩下无灵魂的躯壳。但当局者迷，孙也在其中。他始终把清末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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