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联邦主义的不彻底，还表现在其具体策略与实际运作中。在1906年的《革命方略》[19]中，并无有关建立联邦的内容。领导各地起义军之都督，也仅仅是在与军政府（新“中央”）建立联系之前拥有肯定的全权；而约法之治则仅以“县”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这些显然与联邦原则不符。另外，作为各省域革命团体联合的同盟会，虽也建有各方支部和各省分会，但主要是孙的领导问题，却并未真正彻底贯彻“各回本省”[20]、分别行动、互相配合的联邦主义战略。结果，他们不是久攻不下于一隅，就是孤立挣扎于各点，致使革命陷入进退唯谷之困境。等到武昌起义之后，也就只能被动地跟在形势后面跑了。也许正因为同盟会只在少数独立省份掌权且基础不牢，他们主掌的临时政府才不得不采用外强中干、名存实亡的中央集权主义。但是在既乏实力又缺办法的情况下，同盟会哪里还能整合独立各省？更不要说与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决战了。[21] 

四、辛亥独立各省之联合 

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开“独立”自救之先例。1900年的“东南互保”开诸省联合与清廷相抗之先例。宣统朝更有国会请愿运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之类的联省运动或组织兴起。相比之下，同盟会在各省联合方面就显得相当弱。辛亥年各省独立及其联合，更多的是此前各省独立、联合运动的继续，而更少是革命党起义的产物。 

在非同盟会领导之武昌起义中，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22]，其要义就在于借黎氏省级军事要人的名义，一举登上省级权力舞台，进而迅速掌握一省，使得自己能有资格号召各省起而响应，形成席卷全国之势，从而保住自己在本省的胜利。在同年3月的广州起义中，黄兴也曾计划捉粤督而借其名以为号召[23]。蔡锷在云南起义成功后亲请滇督出掌大权[24]。甚至梁启超1900年就曾有取粤后以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傀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