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所有的当局者都未感悟到历史的律动。早在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预言：天下统一已久，势必分裂，只等“抽心一烂”，然后就会“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而不能如晋、宋南迁以苟延也[15]。虽然赵大概也未参透当时已不再是统一，但其能看到长期分裂时期的走势，亦属难得之先见。类似的，康有为至少在1902年也已认识到当下之乱已非太平天国时“变自小民”可比，而“有土崩瓦解之患”；已非“秦、隋、元”覆灭而后能迅速重建之势[16]。对大形势的基本判断，多半左右着其人的战略选择。师承康的梁启超，在辛亥之年就曾密授蔡锷“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17]的战略。且不说孙辛亥之前不知天下分裂，仅就在能否看到满清彻底瓦解后、天下分崩将久难规复之势已成这一点上，也大大地落后于赵、康、梁。所谓大势者，绝非一人、一党、一地之力所能扭转之大转折、大走向也。当事者只有因其势而利导之，才可能找到可行的成功方案。“统一”之空想、幻想，恐怕正是孙一生革命始终受挫的深层原因之一。 

至于孙的联邦主义，上文业已显明，其着眼点只在（中央）自上而下消弭各地分争的消极面上，只是充当迅速恢复（原来并不存在的）“统一”的一种权宜性工具而已。可是联邦主义的精髓、诸如联邦成员（各省、各州等）自下而上发挥制衡作用、以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等更根本的积极方面，他则完全没有考虑到。可以说，孙眼中的联邦主义实际上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羁靡权术，而绝非近代政制建设之根本大计。也正因为他的联邦主义是工具性的，所以才显得那么三心二意和不彻底。这一点还突出表现在其口号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18]的转变上。由于革命的目标从政体为主变为以国体为主，含混不清的国体诉求就取代了清晰明确的政体纲领，联邦主义的旗帜也就不再被高举。这种倾向与排满民族主义相结合，固然能动员起更多的反清力量，但毕竟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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