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在《訄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8](1902年第13号)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概而观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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