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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