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我国当时尚未实行所得税与营业税，“直接税”还只有田赋一项，不少资本家用于企业经营的地皮与房屋都是租赁或典借而来，资本家的文化程度又是普遍偏低。上述规定就意味着相当多的资本家特别是在我国资产阶级群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商业资本家将与众议员的选举无缘。不惟如此，由于省议员选举资格的规定与以上条款完全相同，参议院议员又是通过省议会选出，乃至相当数量的资本家就失去选举省议会与国会两级议员的全部权利。“对于资产阶级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下应享有的权利，共和制度不仅没有给予特殊的照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歧视。”“尽管选举法没有排除不具备选举人资格的人当选议员的可能，但一个阶级、阶层的选举人越少，其成员当选议员的必然也越少。所以，国会选举法作如上规定，实际上是在相当程度上把资产阶级排斥在国会和省议会之外，大大限制了他们参与中央与地方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不能不引起自以为对创建共和贡献最大的资产阶级的愤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资产阶级说话，要求修改选举法中的有关条款，以便资本家参与选举的不是昔日的革命者，而是被后世研究者视为“封建旧官僚”的袁世凯。当袁世凯根据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要求，就有关选举资格多次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修改意见请予通过时，却一再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回绝。显然，就参政情况而言，与其说是作为辛亥革命重要成果的临时参议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如说恰恰是袁世凯在为资产阶级奔走，而且还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否决。个中差异，既是我们在确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时所不能回避的，也是我们在探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为何屡遭挫折的原因时不可忽略的。 

倘若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去挖掘革命的实质，也许应当紧紧围绕革命政纲的实际内容与实际效果去寻找革命本身与某个阶级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行为的实质。如果可以这样试着去做，那么，由梁启超、张謇等多年倡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倒是既具有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之意义，又不乏资产阶级化的绅商广泛参与和积极响应，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似乎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尽管他们并不赞成使用暴力和排满，尽管在孙中山等革命者面前还显得有些被动，但相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是较为主动的，恰恰是他们最终将统治者拖上*体制改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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