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民权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思想的基础，这种来源于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继承“民贵君轻”，“国以民为本”，兼收了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因袭儒学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但并不是到此为止，在指出“民权天赋”说不合理之后，他认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主张以“革命民权”去代替“天赋人权”。与此相关连，他也吸收了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演绎成“五权宪法”。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发端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吸收了西方思想学说的各种精华，熔于一炉，“在*上所得的一个结晶”。
“民生”一词，在儒家典籍中多见。孙中山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国计民生”。他给“民生”下个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由于孙中山明确指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讲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看法，因此，他说的社会主义、*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含义的社会主义、*主义。这点是很清楚的。民生主义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且是在欧洲考察发现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要发生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提出的理论，因此，这个民生主义理论，它的形成，主要还是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讲民生主义，将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国计民生”思想联为一体，从传统文化中证实民生主义的合理性。他说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解决社会问题，要将社会革命消弭于萌芽之中，这样，他所要解决的，是指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由于剩余价值等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法则、规律造成的阶段斗争、分配不均等社会现象，这就远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国计民生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学说，与二千多年前儒家载籍中所讲的“民生”，关系不大。
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挂钩，主要是讲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他十分重视《礼记·礼运》中所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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