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痛定思痛，不断反省过去的失误，总结失败的教训。他深刻认识到，对陈炯明不但“任用非人”，而且对他早已蜕化为封建军阀的本质，迟迟未能识穿。乃至他谋反之前，虽然已劣迹昭彰，怨声四起，仍把他看成是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的同志，“毫不怀疑他有异志”（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 ）。从中悟出绝不能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军阀、培养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真谛；还认识到，国民党的现状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当时不止一次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使国民党已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实在太多了。陈炯明的叛乱，促使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后来在谈到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时曾沉痛地说：“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 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因而必须进行改造。那么，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是走学习西方的老路，还是走“以俄为师”的新道，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急待抉择的问题。

　　孙中山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抱着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他“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3—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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