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为导火线，“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震动和教育了孙中山。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对青年学生的这一爱国行动，表示了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他拍电报给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生会，赞扬他们为争国权、力惩国贼、举行示威的反帝爱国行动，号召国人全力支持。他电嘱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约，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从速释放被捕学生。他多次邀集各地学生代表到他的住所谈话，支持和鼓励他们的斗争。［42］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团结起来的群众力量之伟大，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使孙中山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三种战争，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和阶级战争。这些战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反映。孙中山看到，当时的世界，又恢复到大战之前那种各国“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同样“互相战斗”，“减价倾轧，致弱者倒败，而强者则随而垄断市场，占领销路”，资本主义有“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之趋势。因此，他认为，那种以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将不再有战争，“大同之世至矣”的想法，是错误的。［43］
其次，孙中山开始看到帝国主义勾结和利用中国封建军阀侵略中国的实质。他揭露了日本支持中国军阀的罪恶行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阀已经想出了征服中国的成案，就是用中国的军阀来征服中国。于是制造出两个军阀头子来，在北京的军阀头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个军阀头子在奉天”，［44］结果，“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45］吴佩孚同样是有外国势力帮助的。帝国主义的扶植是造成中国军阀长期混战的根源。孙中山由此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要解决中国问题，“不专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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