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孙中山强烈主张在国家*生活中贯彻法治精神。这是他的*近代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实际上是人治，完全缺乏近代意义上的法制观念。孙中山在探索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向来主张在*思想和*操作中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以法治国”，认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对这一原则处处加以贯彻，并注意在实践中，对这一思想加以完善。如临时政府由立法机关——参议院、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组成，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临时政府的重要法律法规，由法制局制订，呈交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再交参议院议决后签署公布。等等。虽然没有超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模式和操作模式，但比起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以权代法、草菅人命的“人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保障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孙中山主持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具体、完备、系统的根本大法的产生，确立了近代中国民主共和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规定了国民依法应有的地位、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其目标不仅是要保卫革命的成果，更主要的是要保障中国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孙中山后来的“护法”斗争，实质就在于此。约法一经破坏，“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国父全集》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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