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卒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状况下，提起决心调度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而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黄兴的个人责任不是主导因素。当然，在战争的指挥上黄兴也有错误之处，如反攻汉口即犯了操之过急、盲目轻进的弊病；汉阳战败后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也体现出他的动摇软弱(皮明庥《论武昌首义中的黄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还有人指出，武昌起义爆发，黄兴闻讯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汉口失守后，他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黄兴集》“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也有人认为，汉阳战败，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兴作为总司令应该检讨自己的责任，不能只责怪部下不听话，抱怨武器不精良。他甚至散布过失败主义情绪，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尤其是受到一点责难之后，他即不顾战时总司令的职守，撒手不管，未免气量狭小。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黄兴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革命领袖来当主帅，统率湘鄂两军，调和各派意见，苦守苦战，汉阳绝对不可能坚持近一个月，革命也不会在全国如此广泛地发展。有些湖北革命党人不论功过，也不检讨自己对总司令的工作支持不够，把汉阳失败的责任全推到黄兴一人身上，这也有失公道(吴剑杰《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北人 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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