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居无定所，为筹画和组织武装起义而到处奔走。对于革命党的组织建设，革命党的宣传工作，都难以充分开展，思想上也考虑得不深不细。到组织同盟会时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要想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新国，必须将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避免革命之后，出现割据纷争的局面。他说，“故现今之主义，总以相互联络为要。”[35]组织同盟会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观其同盟会组织成立时的规划，可以看出；第一，是要使同盟会成为领导革命的全国统一的机关；第二，要使同盟会本身成为贯彻民主共和理想的中枢，它的机构设置颇有民主和权力制衡的意味。只是由于革命党所处的环境条件限制，同盟会未能按最初设想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但孙中山屡次强调他的革命程序分三步走的主张，而究竟能否贯彻这一主张最关键的就是革命党的作用。尤其是革命由军法到约法，通过约法过渡到宪法，这其中最要关节是第二步约法时期。此时期全靠革命党领导人民、教育和训练人民，完成自治，以为宪政实行建立可靠基础。如果没有过一个肩负领导责任的革命党，是决无可能的。但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革命党？怎样建立这样的革命党？在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形成系统的成熟的思想。直到民国成立之后，经过一段政党*的演练，经历种种曲折和挫折，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受到新生的中国*党的影响，孙中山才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比较成熟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理论。
孙中山强调，一个好的党贵有好的主义、好的理想。在民国初年，全国政党林立，各有各的纲领和口号，但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他的党都没有主义，只有国民党有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其他的党的纲领之类的宣言，都只不过是应付时局的主张，而国民党所遵奉的三民主义，是可以贯彻久远的理想精神和奋斗目标。孙中山说：“本党党员固然不能说个个都好，但是相信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即三民主义──引者）[36]他坚信，全党若坚信此主义，并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都信服此主义，实行此主义，就能够“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孙中山对主义的重要性之强调，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查孙中山晚年所有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反复申说他的三民主义。他极力要使党员都了解三民主义的精义，再通过党员的宣传，使全国人民了解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他认为这是争取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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