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8月说的话，到了1921年6月，他总结“民国十年，一事无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乃国民程度低浅，稍有变革，手足无措”。[31]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甚至说道：“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黑奴及外来人民之知识尤为低下也。”[32]这一说法同我们前面引述的他辛亥革命前的一段话相比，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折。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更说道：“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王’。”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多不赞成革命党的行动，“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33]这大概是孙中山民国时期对国民程度一种最悲观的估计。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民存在着严重的愚昧落后的一面，不承认是不正视事实。但估计过低，也是不妥当的。好在孙中山虽然认为人民程度太低，但他认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加以训练，使之提高程度，以适应建设民主共和国的需要。况且，孙中山明白地说过，无论人民程度如何低下，对“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34]故不致成为实行民主制度的障碍。关键是要有先知先觉的党来领导和训练他们。
于是，革命党在建设民主制度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对革命党的作用，孙中山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兴中会革命时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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