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总结辛亥以来民权不能落实的经验教训，首先着重阐发其革命程序论思想，尤其强调扫除君主专制之后，须有一个训政时期。此时期以县为单位，实力办好地方自治，以养*民参与*、管理*之能力。“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始不至成为空文。”[10]他具体提出县自治完成的标准是“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业照约法所定之低限度而充分办就者”；且县内“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11]稍后，他又提出“其人民曾受四权（指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所谓四大直接民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12]而且还增加定地价、办实业等项，这些事都办有成绩，方可视为达成县自治，方可自选其县官，自选其议员，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孙中山把训政时期视为达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强调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办好训政的关键，这些都是极具合理性，极为可贵的思想。但孙中山规定训政只须三年时间，仍属于主观理想，不切实际。
其次，孙中山进一步发挥他的“五权宪法”为中心的民主宪政理论。他认为西方代议制下，人民只有选举权，这不能保障主权在民的宗旨得以落实。所以他吸收瑞士及美国若干州的直接民权的实践经验，提出人民除选举权以外，还应享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即所谓四大直接民权。但这四种直接民权在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只能在县一级得到落实。这样又和他一贯强调只有充分实现县自治，才能缔造宪政的基础的思想联系起来。那么，在全国又怎样落实四大民权呢？他主张，每县选一代表组成控制全国政权的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来控制中央政府。在国民大会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掌握治权，实行五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各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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