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到英国，一度被清使馆扣留，脱险后“暂留欧洲，以实地考察其*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2]可以判断，此期间，他除了直接观察，也一定读了不少西方*书籍文献，对其制度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和思考。所以，他离英到日本之后，在同宫崎寅藏及平山周谈话时提到：“余以人群自治为*之极则，故于*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他已经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主要精神在“人群自治”。而且认识到此种制度具有普遍性。当1903年，他为青山革命军事训练班制定誓词时，便以“创立民国”代替了“创立合众政府”的提法。[4]“创立民国”，就是“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5]在国民政府之下，人人平等，而皆有参政权。民选的国会是代表人民公意之机关，而政府是执行人民公意之办事机关。这是民主的国家体制最中心的内容。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之后，人民应享有言论、结社、人身及财产等项自由权利。这些权利都是神圣而不可让渡的。

    孙中山强调，民主共和不仅仅是革命的目标，而且应当在革命一开始，在革命过程中，都是“万不可少的”。[6]这一点十分重要。参加革命的人如果对此不自觉，不能时时严格约束自己，尽可能用民主共和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团体内部的各种问题，则革命成功之后，必以打天下，坐天下的心态，雄据一方。我们看辛亥革命后，有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转化为新军阀，即可证明这一点。孙中山确实是革命党人中对民主思想最有理解的人，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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