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这些说法，虽不能说完全错误，但终属“以辩术求快”，非深思熟虑、衷于事实之言。他所说的那些所谓自由，皆非近代民主*下之自由，而是古代专制势力所不能及之时之地，人民以统治者鞭长莫及之故，而消极的“为所欲为”，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此种自由绝不足以建立近代民主*。至于说古代所谓“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 ”，亦属似是而非之论。明白了这时期（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有关中国人民程度很高的说法，基本都是因同立宪派辩论的需要，从而就不奇怪，经辛亥革命，进入民国后，何以他又累次强调中国人民不知不觉，强调必须由革命党去宣传教育人民，训练人民，使他们达到合格国民的程度。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活动，所接触的主要是华侨，对中国社会、人民状态缺乏直接的观察和体验。民国以后，他回到国内，又身历革命的种种挫折，看到反动势力的一再猖獗。这时，他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状态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白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27]他并且认为，正是由于“民众愚昧，惑溺邪说，义理不辨，向背失所，袁氏（指袁世凯──引者）势位赖以得保。”[28]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仍然认为，人民知识程度很低，他说：“中国现在不但工人没有知识，连号称知识阶级里面的人，也是一样没有知识。……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29]因为“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30]这里应特别注意，孙中山看到由于人民程度低，以致国家社会尚不具备建设民主*的基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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