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们分为三种：一是“先知先觉”者，能发明新道理，开创新事业；二是“后知后觉”者，他们虽不能发明，但善于追随模仿；三是“不知不觉”者，即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们“不能知，只能行”。孙中山认为，民权的道理，治国的理论，老百姓是不可能懂得的。所以民权要靠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去争得，再交还给百姓。而治理国家，更非老百姓所能为，应把此事交给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有能力者组成政府去办。老百姓只须运用四权，通过国民大会去控制政府就可以了。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有权，政府有能。老百姓的权由国民大会具体掌握，政府的能则分布于五个部门，即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亦即孙中山所说的五权。但老百姓通过国民大会享有的四权，如何能真正掌握政府的五权。孙中山生前未及说得很详细具体。但就其提出的这些主张，这些设想的初衷而论，他确实在努力谋求妥善解决中国的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总结辛亥以来革命党失败的教训，吸取俄国革命经验，又受到中国*党的影响，孙中山对他的民权主义作了全新的解释。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他的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其中自然包括其新的民权思想──是“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经革命成功之后所得的种种革命方法，用来参考比较，细心斟酌，才定出来的”。[17]在这次大会的宣言中，他解释其民权主义，在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四大直接民权之后，他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18]应当指出，孙中山如此强调全体平民，其注意点恰恰是以往所忽略的工农大众。他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故“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19]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扶助农工”的政策。民权主义加入了这样崭新的内容之后，孙中山又强调指出：“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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