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南京声援已绝，饷械不支。冯国璋、张勋又率大队南下。且宁垣宪兵营，与第三师之第一团，均有欲为乱之谣。故第八师之前旅长陈裕时，以兵力单薄，又多不可恃，劝黄兴即离南京。黄兴意即使兵剩一营，亦愿与敌死战。陈谓明知不可而为之，不过以一死塞责，究于国事无补，力劝黄兴走，以图将来。李书城、何成浚、石陶钧、张孝准、耿觐文、杨源濬等，以陈在第八师素有声势，转生疑虑，劝黄兴从之，黄亦默察南方全局，一时不能有为，只得命陈之骥、章梓、刘建藩、王允恭、袁华选诸人，力维宁垣秩序，而自往上海。”(《二次革命史料》，《革命文献》第44辑，第5页。)

　　黄兴离宁后，何海鸣等革命党人曾率南京军民与北洋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只能以失败告终。诚然，黄兴不走，血战到底，从感情上讲更英勇一些。可是从全局看，他的走并未给革命带来致命的损失，可指责的地方也不太多。

三、三点结论

　　综观“二次革命”的起伏、黄兴的言行以及前面的评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1、黄兴在“宋案”发生后提出“法律解决”，具有二重性。从积极意义上讲，它表明南方革命党人维护社会安定和争取法治的诚意，有利于回击袁世凯一伙攻击革命党人“企图造反”、“破坏社会统一”的谣言，同时利用这一合法斗争，及时取得“宋案”的有力证据，将袁世凯杀宋教仁的阴谋暴露无遗，使袁失去人心；从消极方面去看，与袁世凯谈法律，无异与虎谋皮，绝对不可能，“法律解决”的口号对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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