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管”之说，孙中山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共管之说，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说一样利害”，“怕他什么？……其实欧洲战争之后，各国百孔千疮，只有美国同日本还保持战前的地位，别的国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们么？”[7](p118)他又称，“共管一说之所以发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做梦”，“我们的民气已经发达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权的极点，他们所做的梦，不仅便要失败，便要化为乌有”[2](p370)。这期间孙中山主持制订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明确表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8](p122)可以说此时孙中山的反帝态度已很鲜明、坚定。

　　第二，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正是中国内乱不已，而且将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由此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2](p76)“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惟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8](p130)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7](p404)而当时革命军北伐的直接目标，正如孙中山对美国记者所说，就是推翻“为日本外府之北庭”，“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使日本不能“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他并且肯定地说，“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9](p101)十年以后的形势变化，证实了孙中山分析的完全正确。

　　第三，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大战和中国所担责任的分析，把按人种划线的“黄祸”论彻底揭穿。1923～1924年间，孙中山对这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他说，“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论者多谓必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他预计，“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说，“将来白人主张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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