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进行之际，孙中山正忙于“二次革命”、“护国”及“护法”斗争，但他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中国与列强的关系问题。这段时间尤其是在酝酿着对日方针的改变。众所周知，孙中山在从事反清革命和反袁斗争的过程中，曾长期居留日本，也曾多方设法争取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故在1913年春，他还说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又称“亲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着”[5](p26-27)，主张对日本等友邦“不必限制太过，以伤感情”[5](p52)。但他此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已有洞察，所以同时又发过惊心动魄之论：“关于中国的将来，能够制中国于死命者必为日本，对此余确信无疑”[5](p50)。但是一方面由于日本此时尚未有大动作，另一方面孙中山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以直到中日发生“二十一条”交涉和日本借口对德国作战出兵山东时，孙中山都没有公开发表批评日本的言论。直到“五四”运动期间的1919年6月，他才谴责“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发展其侵略政策”[2](p72)，并从此开始把声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他外交工作的重点。
四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是第三阶段。从这时起到孙中山逝世，国内外形势和中外关系又有若干变化，如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使得1922～1923年间列强又有对中国实行“共管”之说；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美日矛盾逐渐加剧；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五四”之后越来越明显；还有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初步发展，国内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等等，有助于孙中山彻底摆脱“黄祸”论的压力，科学地分析复杂的现实情况，更深刻全面地表达自己的相关看法。其中最直接而明显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实业一定能更快发展，迫使外国改变对华经济政策；列强再度掀起的“共管”说也决不会得逞，中国一定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1920年4月孙中山在美国《独立周报》撰文，表示“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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