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孙中山接下来着重强调，“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因此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无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指出，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中国“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以“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3](p248-249.254)。孙中山把日俄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列强在亚洲争夺霸权，并由此得出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结论，体现了他的革命立场。但这篇文章的突出缺陷是对日本、俄国乃至所有列强都没有加以谴责。因为道理很明显，维护亚洲和平既要靠中国等丧失了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振兴、强大起来，使列强不再有争夺的目标；同时还要赶走列强，让亚洲各民族完全自主。这本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孙中山只强调了前者而回避了后者。

　　第三，用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并非“封闭”，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张，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会对各国“开放”。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而“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厌恶歧视”。他列举了汉代传人佛教，隋唐时传入景教，历代均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代徐光启等人皈依天主教、利马窦等来华传教士得到当时中国朝野的尊崇等等事例，证明中国人并非“不乐交通”。而清代之所以形成“排外精神”，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p250-251)。

　　为了消除外国人对中国是否开放的疑虑，尤其是为了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孙中山反复表示：未来的新中国“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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