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以前。这个时期孙中山一直在从事推翻清王朝及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斗争，无论是由于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所产生的幻想，还是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使得他对“黄祸”论基本只能作被动的解释，反复说明不应该把中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看作祸害。尽管被动当中也有若干主动，但却始终没有点破不是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威胁，而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文章和言论，他对“黄祸”论的回应有如下几点。

　　第一，指出喧嚷“黄祸”是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他曾说，“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国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竞争之场，犹非白种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旧蔽，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地。”[3](p218-219)他在同时间的另一篇文章中亦说，西方人认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如倡‘黄祸’论者是也”。

　　针对上述论点，孙中山辩解说：“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3](p246-247)当然他也严正地向列强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会让瓜分论得逞，“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坏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之人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3](p223)。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以反抗列强瓜分的无畏精神。

　　第二，对日俄战争作探本之论，并指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根本途径。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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