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中山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并不是想象之词。孙中山读过亨利·乔治的书，而亨利·乔治的书中就有排斥华人移民的观点。1924年冬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称“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害，白人应该是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2](p404-405)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美国学者，应该是前述亚当斯兄弟、格兰特、腊斯克等人中的某一个。

　　而且凡是研究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从辛亥革命发生前数年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他的军事顾问即美国人荷马·李过从甚密。不过人们不大知道荷马·李也是一个“黄祸”论者。当然他与前已提到的另一个“黄祸”论者、美国海军上将阿·玛汉不同，阿·玛汉主张美国与日本结盟，彻底征服中国；而荷马·李主张美国和日本进行“生存斗争”，为此他要帮助孙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并使中美结盟。荷马·李的《无知的勇气》、《撒克逊的日子》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等书，同样充满了征服欲和“黄祸”论的观点，孙中山对此显然不会一无所知。

　　此外，从《孙中山全集》可以发现，从1901年到1924年，总计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记者曾就“黄祸”论或类似的相关问题向孙中山发问。尤其是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G.Lynch)曾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3](p211)。而孙中山对这些动机各异的提问都作了解答。

　　毫无疑问，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黄祸”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西方列强的“希望”有一个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最后完全失望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存在一个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逐渐深刻、反帝态度渐趋激烈的过程，因此他对“黄祸”论的回应在20余年间自然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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