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因为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对这样一种西方舆论显然有所考虑。无论是从他对于此类问题的正面回答中，还是从他在外交、内政方针的制订上，都可以看出他对“黄祸”论的斗争策略和严正立场。晚年他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在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方面作用的期许，更是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一

　　“黄祸”论起源于欧洲，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当地人对亚洲鞑靼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厌恶东方（主要是中国）“专制”、“野蛮”、“封闭”的文明优越感，逐渐在西欧形成。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学说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为“黄祸”论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西亚总督拉斐尔斯危言耸听地叫嚷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则意味着西方在东南亚的排华实际是“黄祸”论的延伸。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排斥华工的舆论和行动，号称社会主义者、主张“单一税”的亨利·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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