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融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国乡村由于社会变迁十分缓慢，乡村民众已习惯于旧的权威支配。对他们来说，权威崇拜已内化为一种精神，成为一种维持乡村社会生活的资料，一种文化氛围。这就极大地阻碍乡村民众接纳新的权威。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捣毁新式学堂，就连风气开通的江浙两省也不例外。1910年“自宜兴滋事后，苏省各州县以乡民不服调查聚众毁学闻者，遂接踵而起。”（注：《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同年浙江奉化、慈溪、余姚等县也发生乡民暴动，聚众捣毁学堂。时人曾总结乡村民变毁学的两条原因即“民穷”、“民愚”。乡村民众因政府加捐办学而致生活困顿发动民变，情有可原。但因“愚”致变毁学则让人感慨了。“民愚”反映了乡村民众对旧的文化权威的依附和固守。实际上是拒绝城市文化对落后的乡村文化的改造，也就是抗拒资本主义文化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改造。由于新式学校是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是革命党人积累力量的重要基地。因此，毁学极易导致乡村民众与革命党人在情感上的对立。如青年毛泽东就曾有对农民反对学堂而以为农民不对的感觉。乡村民众也因拒绝新思想而无法实现由封建子民向近代国民的转变。“行动同时总是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任何行动的客观结果都是思想的产品。”（注：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3年重印版，第136页。）因此，在旧的思想支配下的行动只能是低质的。
其三，它使乡村民变的参与者无法超越旧权威；即使是反权威，也只能是建立在模仿旧权威的基础上。对于前一种情况，在农民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在民变中只能以随众的身份出现，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倾向。对于后一种情况，在以会党为领导的民变中反映比较突出。1906年在同盟会与会党联合发动的萍乡、浏阳起义中，浏阳会党首领姜守旦宣称：“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祖父”，“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9页。）与革命党人发生一定联系的会党成员都这样依恋皇权，更遑论那些与革命党人无联系的会党成员。如广西游勇不少人“原来都是失业的农民，但在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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