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皇权。农民由于地理的、文化的、经济的原因，未能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和*组织，他们只能依附别人。这正是如马克思所说“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所以乡村民众在反抗中通常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权威崇拜意识对乡村民变低质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它制约乡村民众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战斗纲领和口号。权威崇拜在*思想方面表现为乡村民众对*权力的敬畏和对封建文化观念的认同及继承，它使乡村民众受到封建*和文化的双重控制。民众接受了权威就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存在一个合法性问题。因此乡村民变的发动者都尽可能寻找能被一些统治者认可的依据，这个依据通常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能起一定的动员作用，但它不是一个战斗纲领。这个口号反映了乡村民众对封建仁政的眷恋，它是以尊重皇权为前提的，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不反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官不逼，民即不反；官受到惩罚，民亦可不反。因而，民变的参与者容易接受官府的各种许诺而使反抗斗争瓦解。张化龙领导的扶风抗捐斗争就是因为他轻信官府的许诺，结果不仅自己遇害，民变也瓦解了。而且，在“官逼民反”的口号支配下，民变的领导者本身并不想扩大事态以反抗现存的统治秩序，他们的行为是克制的。如在莱阳民变中，“莱邑桃花乡素强悍”，“乡民仇绅并仇官，闻曲诗文起，率众请前，曲以其强悍摈弗与通。”（注：存萃学社编：《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一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第201页。）莱阳民变也因领导人轻信官府，在历经三次聚而复散中失败。

　　其二，它使乡村民众难以接受新的权威，致使大部分民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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