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乡村民变所提的口号比较旧。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口号基本上是相似的，从1901年福建诏安沈姓大族起事，高呼“官逼民反”到1910年广西全州乡民发出“官逼民变，绅逼民死”的呼喊，可谓一脉相承。其它的口号还有“扫清灭洋”（1902年直隶广宗民变），“顺清灭洋”（1906年安徽建德时山民变），“灭洋仇教”（1906年江西彭泽民变），“奉天灭洋”（1906年贵州都匀府独山民变）。这些口号基本反映了当时官民冲突、民教冲突的情况，但并没有太多的思想内涵。“官逼民反”是传统的口号，“扫清灭洋”虽然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主要发泄的是民族义愤，带有笼统排外性。

　　第三，乡村民变的目标简单。辛亥革命时期，大部分民变都没有自己的明确宗旨，它们只有因具体利益受到损害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如停捐、反摊派赔款、反钉门牌、反禁种鸦片、反禁私盐、反对提高物价、减租、请求清仓赈灾等。在民变过程中，只要统治者对这些要求予以满足，那怕是部分满足，反抗活动就可能瓦解。许多民变参与者在毁学堂，砸教堂、惩罚劣绅后，因激愤情绪得以渲泄，往往自行散去。而那些基于传统道义替民众申诉痛苦的领导者如张化龙、曲诗文等，他们本身并不想扩大事态以反抗现存的统治秩序，他们抗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村落的安全以及小农生活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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