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乡村民变的低质性呢？主要原因就是乡村民众落后的权威崇拜意识。对中国人的性格，李大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延续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靠人不靠自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1页。）这种性格在乡村民众身上反映尤甚。它主要是通过权威崇拜的形式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依赖自然，崇拜神权；依赖长老，崇拜族权（绅权）；依赖官府，崇拜皇权。

　　崇拜神权。1910年8月，直隶易州乡民进城求雨，发现开元寺中的佛像被自治局销毁，“以为久旱不雨，皆自治局警董等之毁弃佛像所致”，遂涌到自治局哄闹，局绅逃走，乡民焚毁自治局、中学堂等处。（注：《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八期。）同是易州，有高陌社18村乡民抬神像入城求雨，因学堂学生说其迷信，引发众怒，乡民将学堂门窗砸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1910年7月，浙江余姚吟山卫乡民举行神会，为当局所禁。乡民愤怒，痛殴县差，并抬神像入城示威，捣毁学堂和一些绅董房屋器具。（注：《中国时事汇录》，《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七期。）

　　崇拜绅权（族权）。当时的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农村下层民众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制于乡绅和宗族长老。乡村民变的许多领导人是乡村上层人物的现实也反映了这一点。此期社会发生分化，但绅权在本质上与政权仍是一致的，革命派曾有过揭露：“政府犹发纵之猎人，而绅士则其鹰犬也；政府犹操刀之屠伯，而绅士则其*之锋刃也。”（注：张＠①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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