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第395页。）由于缺乏动员，中下层民众不理解，甚至反对新政。如“密县知县徐某，自去年到任，即以筹款办新政为要务，颇为绅民所不悦”，由于提议增加亩捐钱120文办地方自治，结果“大滋绅民之怒”，引发有1700余人参与的骚乱。（注：《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十二期。）浙江淳安“民风蔽塞，类多仇视新政，复经劣绅无赖从中鼓煽，遂益肆无忌惮”，结果发生捣毁学堂等事。（注：《军事》，《东方杂志》，第四卷，第七期。）而政府的高压则只能更加激起民众的反叛心理。如1911年河南长葛姓江的知县以办巡警为名，议加亩捐三百文，“沿门大索，远近骚动”，民众申诉道：“江官到任，即科派差钱，一年共派七次，吾民之力实不能及。刻下江官又派加地丁钱，吾民性命必不保。屡次呈恳免缴，屡遭重责。官比差，差比民，吾民身家为贪官所食。刻为筹抵制之计，务望速至五里囤会议，不来者群起而攻之。”（注：《中国大事记补遗》，《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八期。）
外国传教士、教民恃势施暴也是一个重要诱因。《辛丑条约》签署后，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清政府的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对列强都很敬畏，仰其鼻息。一些传教士、教民趁机欺压非教民众，霸占其田产、房屋，抢掠财物，甚至*放火，由此引发民变，1902年直隶朝阳民变、浙江桐庐民变是其中影响较大者。
另外，在社会生活紧张之际，有时谣传也能成为诱因。乡村信息传播途径多为口耳传播，在人际关系单纯的背景下，这种信息传播容易形成共识。辛亥革命时期因谣传而致变的事例也有不少。1905年8月，江苏如皋石庄镇因布匹改为统捐，金沙乡农民疑为兴学之故，两月之内迭起毁学风潮。1906年9月，安徽歙县附图川罗凤藻等创办学堂，传说将抽人口捐、米捐、菜子捐、牛猪捐等，群众深夜捣毁学堂与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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