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列的数字统计,民变次数超过千次。据张振鹤、丁原英的专题研究资料统计,民变次数从1902-1911年武昌起义前,总数超过1300次。1910年民变次数最多,达250次以上,最少的是1903年,民变也有50多次。这说明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不到三天就发生一次民变。从民变的内容看,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抗租抢粮、反洋教、反禁烟、反户口调查以及维护旧风习等。
民变广泛性的内在原因是源于民众的生存抗争意识。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众的生存出现严重危机,不仅物质生活陷入穷苦困顿,就连平时贫乏但宁静的精神生活也出现了高度的紧张,促成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众生存抗争意识形成的原因也因此表现为:
其一,死亡恐惧。在中国人的生存习惯中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民谚,可见人们对生存的强烈渴望。但在辛亥革命时期,置乡村民众于死地的因素实在太多:在摊派辛丑条约赔款和清政府举办的新政中,官吏催逼可以致死;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传教士、教民报复可以致死;辛亥革命时期频发的虫灾、水灾及旱灾以及瘟疫蔓延可以致死;就连地痞无赖土匪猖獗乃至政府的“清乡”也可以致死。乡村民众似乎成了汪洋中随时都会遭灭顶之灾的一叶扁舟。为了生存,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
其二,文化归属感的破灭。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非常剧烈的一个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制度不断被引进。清政府的新政对农村原有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地方自治使乡村中许多不负道义责任的土豪劣绅借维新之名取得法律上控制乡村的权力,而使耿直之正绅感到失落;废除科举则使大批旧制度下的乡村知识分子感到自己被上层统治者遗弃,致使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传统情感日渐崩解;办学校则多与废寺庙相联系,而且教学内容跟农民的需要关系不大,况且许多内容又是与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文化有联系,加上与新政相伴随的是乡村日益贫困化,因此民众的幻灭感更强了。这就是乡村民变中的反洋教、毁学堂的心理原因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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