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会党中人。1902年直隶广宗民变的领导者景廷宾是武举，朝阳民变的领导者邓莱峰是生员，1903年浙江海宁民变的领导者王锡彤是生员，1906年陕西扶风民变的领导者张化龙是武举，1910年山东莱阳民变的领导者曲诗文、于祝三是乡村头面人物，广东连州民变乡绅也起了倡导作用。而两广、长江流域的一些民变的领导者多数是会党中人，天地会、哥老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吴玉章回忆当时民众反抗情形时说：“至于起义的民军，……其领导者成员多半为会党首领。”（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6页。）这种情形也能反映民变领导者的身份状况。
乡村上层卷入民变除了因对下层民众遭遇的同情而打抱不平外，主要是与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有极大关系。一位清朝中央官员一语中的，“今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无辜受累，谁肯甘心？”（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当然也有因为乡村上层内讧而使有的乡绅卷入民变，如广东连州，“绅分五党”，“皆争权据利，各不相下，此次因积仇而起，借钉门牌为题。”（注：存萃学社编：《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一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第169页。）这些领导人并未表现出在思想上与政府的决裂。
而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整体上也是处于衰落之中的，如哥老会“其初皆优秀人物，为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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