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联络会党，他腰束麻绳，足穿芒鞋，风尘仆仆地往返各地。他曾四次途经杭州，与他的家乡会稽只一江之隔，但都过门而不入。一次将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度岁，他说：“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即不能出矣！”又说：“既已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见《篁溪文存》）对于所谓的“功名富贵”，许多人更是视若浮云。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时期，有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曾是留日学生。清政府为了拉拢知识分子，在废除科举后，曾规定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从中挑选一些人直接授予官职。做官还是革命？事实表明，不少人宁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作专制统治的叛逆，也不肯为了个人的荣华而去当反动政府的帮凶和奴才。所以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留学生若是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没有这样蠢了。”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牺牲的李德山，临刑前曾厉声指斥政府的监斩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见《武昌革命真史》）徐锡麟为着掩护革命活动，通过各种关系谋得了安徽省警察会办的官职。他并不因贪恋权位而稍变革命初衷，毅然组织安庆起义。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那一天早晨，他召集巡警学校的学生演讲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见《浙案纪略》）后来事败被捕，徐锡麟惨遭杀害。就义前，他神态自若，对人说：“功名富贵，非所乐意，今日得此，死亦无憾。”（见《革命先烈传记》）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悲壮牺牲的女革命家秋瑾，生前曾写信给友人，说：“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同上书）后来，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约言。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以接受艰巨任务为光荣，以亲临险地为夙愿，一种慷慨蓬勃的朝气，弥漫于革命队伍之间。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曾讲到，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刘道一、宁调元、杨卓霖等，就是闻讯后自动从日本返国，奔赴武装斗争的第一线，最后壮烈地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的。
黄花岗起义时，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粤、滇、桂、洛、蜀、越、皖、赣十一省之才士乐赴国难，无所图利者，相继来集。”（见《赵伯先事略》）战斗打响前，大家争着参加“选锋队”（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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