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其一种为主义而革命之热烈，实不知利害死生为何事也。”例如，朱执信本来有别的任务，起义爆发时刚刚赶到，他不顾旁人的劝阻，立即裁去长衫的下半截，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虽然“胸腿受伤，血透衣外”，仍然奋勇争先。林觉民在起义前，就给他妻子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命书。在和别人的谈话中，他预计到此举“身必死”，但深信“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起义失败后，他不幸被执。面对着敌人的刑讯，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各国情事”，并要纸笔写了一篇坚贞不屈的自供状，“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复忍书者。”“又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处，捶胸顿足。”（见《武昌革命真史》）最后从容就义。
象林觉民这样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刑讯下，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有一批这样的英雄。这里，我们只能举几个例。1900年惠州起义中被捕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年才21岁，清朝官吏先是诱以“甘言美词，相待极优礼，欲以言□得情实，因罗织成大狱”，但他毫不为所动。于是，反动派露出了凶恶面目，“以威力相胁怵”。史坚如“备受刑杖，惨酷无人理，始终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见《史坚知事略》）政府一无所获，最后把这位年青的革命家杀害了。1906年6月，萍浏醴起义前夕，清政府抓获了湖南革命党人禹之谟。官吏反复审讯，之谟“慷慨辩论，问官辞屈”。于是“更酷刑十余日以取供”，刑罚有跪铁链，压杠子，荆条鞭背，用大椒末熏口鼻，用香火灼肉，用绳吊大手指及大脚指悬于空中，等等，残酷野蛮。惨无人道。禹之谟被刑后，昏死多次，始终不屈。最后被绞杀在湖南靖州东门外。“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词，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见《禹之谟就义记》）1908年领导安庆马炮营起义的同盟会会员熊成基，事败后亡走日本。次年，他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押解途中，他向围观的群众陈辞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吾愿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今生已矣，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见《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当反动当局审问他组织安庆起义的情况时，他昂然说：“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响也。”“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总之，我心坚定，百折不回。”（见《熊成基供词》）临刑时，他还高声宣布革命宗旨，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列宁直截了当地认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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