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故有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但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很多由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他们的工厂、企业、矿山在资金、技术、原料、机器、市场等方面又要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利益一致的一面，特别在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信任民众，发动民众。但当人民力量壮大，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又会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正是这种两面性、软弱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瞻前顾后，犹豫妥协，使得革命功败垂成，半途而废。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反映在它的*纲领上。革命派提出了三民主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救国的正确方案，起了动员民众、推进革命的作用，但也明显存在局限性。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着重于国内的反满，忽略了反帝，甚至对帝国主义抱幻想；其民权主义着重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而不把政权真正交给人民，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其民生主义，采用英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实现土地国有。就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其实际意义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而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旧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是当时的时代和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格所造成的。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不能正确地分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因此也就不能明确地分清敌友我，甚至以敌为友、敌我颠倒，不能够集中力量打击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组织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冲击反动营垒。在斗争形式上，没有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不能也不敢把武装革命进行到底。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组织散漫、纪律松弛意见分歧，缺乏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其内部隐藏着不少不坚定分子，当革命失败，萎靡消沉，甚至投敌转向，致使同盟会分崩离析，失去领导作用。孙中山先生在失败后进入痛苦而深刻的反思，觉察到了同盟会的种种弱点和弊端，曾经改组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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