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偏狭观念。我们认为在反满风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受传统观念影响是不奇怪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明确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国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3](P531)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5](P540-542)这种认识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排满思想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革命的结合。要否进行革命的标准，在于*制度的优劣与否，而不在于是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这与章太炎的只求“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的单纯反满主张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风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把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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