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及其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迹于神州大地。且不说既往民族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的种种失误，即以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涉及晚清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论著而言，也或隐或现地流露出形形色色大汉族主义偏执观念。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虽然有见于此并作多方面的努力，但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年深日久，也很难说是已经完全肃清其影响。甚至在当前有关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宣传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时也隐隐约约出现其踪迹。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动员涉及的问题甚多，本文无意作全面的论析，只是有感于近年来人们颇多热衷于民族主义的宣传而又未能注意抉剔其陈旧的糟粕。我经常强调，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即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衍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协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更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其道理正在于此。
注释：
（１）（２２）《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１９８２，第１、２页。
（２）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１９８１，第２２６页。
（３）《新湖南》，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１９７８，第６１５页。
（４）《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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