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利害还是*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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