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属性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呢?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焦点之四是: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对此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
随着论争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的问题,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的思潮影响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被扣上了“大汉奸、大刽子手、大卖国贼、大卖办”等大帽子,现在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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