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讨论中，曾国藩明确赞成向外国遣使，引进外国技术并用机器挖掘煤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1—4页。)；李鸿章主张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内引进技术，强调“权自我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6—16页。)；沈葆桢具体地建议聘外国专家购用洋机开挖湖北大军山煤矿，然后全国各地仿行(《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1—7页。)；官文反对对外开放；左宗棠也反对进一步开放。似乎可以说曾、李、沈前进了，官文后退一步，左宗棠原地未动。
奕䜣汇总上述意见后，拟定的修约宗旨是“于窒碍最甚者，应行拒绝，其可权宜俯允者，仍与羁縻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1页。)，实际倾向保守主权，对近代技术只在能对中国直接有利的最低限度内加以引进。同治八年，当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奕䜣以十分欣慰的心情奏道：新约是平等互利的，中国抵制了洋人欲向中国输入近代技术的诸多要求。实际上奕䜣等人没有划清经济侵略与中外技术合作的界限，“抵制”是以保守中国自然经济为代价的。
奕䜣的自鸣得意表现了思想上退坡，他的思想失去了三年前的光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初），李鸿章进京叩谒同治帝梓宫时，面见奕䜣并“极陈铁路利益”，奕䜣“意亦以为然”，但表示畏难情绪，“谓无人敢主持”，李请其对太后言之，奕䜣复推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致郭嵩焘书》，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上册，第269页。)。在这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面前，奕䜣明知其利国利民，却不敢出面主持，这说明他的改革勇气已被消磨，甚至落在李鸿章之后了。
光绪六年十月（1880年11月），李鸿章的老部下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陛见，奏请建两条铁道。这时慈禧太后生病不朝，政务一委于奕䜣主持。奕䜣开始时径直让直督李鸿章和江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001页。)。不料消息传出，又引起顽固派一片阻挠。这时李鸿章态度坚定，还请朝廷“破除积习而为之”，“决计创办”(《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141—149页。)。但是奕䜣却退缩了，以致顽固派阻挠得逞。
更能表现其思想退坡的是留学问题。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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