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省督抚大员议复的结果参差不齐。崇厚赞成仿效西法铸币、练兵、造船、制造*，也赞成对外开放、派遣驻外使节以及外国公使觐见皇帝，但是反对修筑铁路和电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27—29。)；李鸿章转呈丁日昌说潮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应予瓦解，但对法人深入内地不能给予方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30—35。)；官文赞成对外开放，但对应否举办铁路、电报等近代化工业态度不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42。)；刘坤一认为铸币、造船、*、练兵等事尚可“斟酌仿行”，而铁路、电报则断不可行，更不应向国外派遣使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43—49页。)；左宗棠断言英国人的所谓“援助”是为己谋利，否认英国武器先进，竟然说中国广东生产的无壳抬枪比英国来福枪射得更快更远，还将电报斥之为“奇巧”之物而反对之，不过他建议聘请法国人援建造船厂；曾国藩主张谢绝外国人的这一“劝告”。
在这些意见中，崇厚和官文是基本倾向于接受“援助”的，认为不必疑心这些洋人“挟诈怀私”，而应视为“求媚于中国”的友好表现；曾国藩、刘坤一、左宗棠是倾向拒绝的，是逆反心理：彼愈求而我愈应拒，以免堕其奸计。
奕䜣关于迎接工业浪潮以推进近代化的设想没有赢得普遍的理解与支持，只好在人们的意见中筛选最急需也容易通过的方案加以扶植，遂批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指示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辛丑和约》订立以后，慈禧太后亲自接见赫德，重提三十余年前的《局外旁观论》，并深悔那时没有听从劝告，承认“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实了这些建议是多么地健全和有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二，第46—48页。)。这番悔悟又从另一侧面反衬出奕䜣曲高和寡的“先觉”。
同治六年（1867年），奕䜣为拟于八年（1869年）进行的中外“修约”预筹方针。他由军机处廷寄给各省督抚将军的文件中明确指出：绝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修约倒退回闭关的老路去，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但是要求对英国可能提出的请觐、遣使、电报、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通轮船、运盐、挖煤、扩大传教等条件进行讨论，各献既能挽回利权又可避免决裂的两全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2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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