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但寄谕中倾向性已很明显，实际是暗示他们要起来悍卫工业化生产的(《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08页。)。这时，曾国藩已经去世，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都从不同角度驳斥了停止制造的滥言。最后由奕䜣从总理衙门角度作出总结，强调对于轮船等大机器生产不但要继续进行，而且要求“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则止”，通过这次大辩论，大机器生产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造成了新的观念：爱国就应拥护工业化，反对工业化不是真爱国；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搞工业化建设可以聘用洋人，引进洋机器，但应不准洋人操纵，要自操主权；探索出两条发展途径：一、要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除军事工业外，还要举办民用工业，以民用养军工，以“富国”而致“强兵”，二、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方式，在官办之外，还可以“官督商办”或商办（时称“华商雇领”）(《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19—124页。)。从而，中国近代工业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了。
11．批准第一条电报线的敷设。还在同治八年（1869年）奕䜣就对信息手段近代化问题开始留意(董守义：《恭亲王奕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348页。)。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日本侵台事件为契机，台事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敷设闽台电报，奕䜣当即请旨批准创办，随后又通过总理衙门一再强调要由中国“自办”，防止为外人攘夺，然而因闽省官绅群起反对以及民众损毁电线设施作罢(《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325—331页。)。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试架了天津至北塘炮台间的电报，并正式奏请架设天津至上海间电报，奕䜣再次果断地请以上谕著令“妥速筹办。”(《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336页。)至中法战争前夕，东南沿海沿江各省都接通了电报，抵制了各国将海线牵引上岸的要求。光绪九年（1883年），奕䜣要求李鸿章主持将电报经通州引进北京(《总署奏片》（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海防档》，电线，第四册，第793页。)。从而提高了清政府的中枢行政效率，也使北京官民得以享用19世纪人类最高通讯技术的福祉。
12．奠定第一期海军的基础。海防始终是自强运动的重点。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与后来的法国侵略北越问题又把海防问题提上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奕䜣曾就海防设施，舰队组建，经费筹措，炮舰、巡洋舰、铁甲舰之购买与自造等一系列问题与海疆各省大吏往返咨商，苦心规划。在他被罢斥之前，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为日后正式建立海军衙门并建成庞大的北洋海军缔造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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