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十二项只是大端，尚不足以概括奕䜣为倡导近代化所进行的全部工作。
三、从“先觉”渐入“因循”
奕䜣既以倡导近代化为己任，那么，他与同样致力于中国第一次近代化事业的洋务领袖曾、左、李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从前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奕䜣在提出“自强”口号，制定近代化纲领，号召购买并自造枪炮船只以及开展近代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都稍稍先于曾、左、李诸人，因而构成了启发和诱导作用。
不仅如此，奕䜣的思想还有因遥遥领先，先觉潮流，因而未能获得理解支持而不得不退回原处的时候。
例如，1866年处理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一事，奕䜣虽然感觉出威妥玛和赫德的说贴中有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味道，但是认为抵制外国侵略的最好的办法是使中国强盛起来，“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因此，他由总理衙门拟定的处理意见虽未明确说要接受这一劝告，但已在强调借机推进近代化的必要：“该使臣等所论，如中国文治、武备、财用等事之利弊，并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兵法各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并说即使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的铁路和电报，也难有效抵制，因为在通商口岸会由洋商首先兴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1—13。)。
这是在用近乎外交辞令的策略性语言鼓动借法改革，只是对外国人的建议避免正面称赞而已。基本立场是立足于接受而不是立足于抵拒。他已经看出了世界工业化浪潮的伟力，明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趋势，不再沉醉于封建的田园诗般静谧的自然经济生活，倡言向西方学习搞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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