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说是李鸿章于1862年接任江苏巡抚后首先使用“自强”一词(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版，上册，第466页。)。台湾学者一般对“自强运动”均很重视，但未见明确推定谁是首倡者。我们史学界在70年代以前多是笼统谈洋务和“自强”的，也没有注意首倡问题。80年代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开始注意首倡权问题。该书写道，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七日曾国藩日记中记有“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的《中国近代史》写道：1862年詹事府詹事殷兆镛上疏朝廷，建议实行“自强”政策(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1974年版，上册，第272页。)。以上诸说，皆以1862年首倡自强为是。
实际上，奕䜣提出“自强”主张比曾国藩、李鸿章、殷兆镛等人都早。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䜣会同桂良和文祥提出《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内称，于遭受英法联军重创之后，中国亟应“自图振兴”(《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五册，第340—346页。)。这就提出了“自强”的基本涵义，也可以说是“自强”口号的雏形。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奕䜣等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对前折补充道：“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700页。)据此，把“自强”做为国策而见诸近代文献的大概以此为最早。
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是一次系统的改革工程，它是由中央统一规划，制定纲领，进行发动，朝内外有关大员创造性地实施的；不是由地方各省一哄而起的。以往的史著往往给人当中央衰微之际，地方实力派乘时而起掀起一场近代化的错觉。在当时，中央里能够制定政策并且具有革新意识的人就是奕䜣。奕䜣于英法联军之役亲历亲见落后挨打的严酷现实，这是他能够放弃“天朝上国”及“华夷观”等传统观念而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前提；在他周围又形成了一个与热河咸丰——肃顺集团隐相抗衡的留京王大臣集团，他本人又一跃而成洋务专家并掌握办理涉外事务的大权，这是他能够制定新政策的*条件。
奕䜣提出了近代化治国纲领，它存在于前述两个文件中，即《通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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